费孝通与“反右运动”

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盟卓越的领导人。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波浪壮阔。从他早年携新婚妻子深入广西大瑶山考察，写出《花蓝瑶社会组织》一文起，他就十分关注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经常涉足于中国大江南北的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先后写出了，,《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等社会学的经典文章，成为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代宗师。

进入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期后，他的所谓“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获得了第=次学术生命和政治生命，并且逐渐走上了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领导岗位。此时的他虽年事已高，但矢志强国富民的信念不变。他以其丰富广博的社会阅历和成熟练达的政治经验，审时度势，提出了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的为现代化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的思想，指导民盟的工作走上一条不尚空谈、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做贡献的求真务实之路。

长期以来，他身体力行，“行行重行行”，带领民盟组织和广大盟员深入实践、深入基层，吃透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变化，客观科学地分析形势，先后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开发黄河三角洲”、“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加快发展环渤海地区”等颇具战略性、前瞻行、科学性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不少意见、建议成为了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战略，列入了长远发展规划。

费孝通晚年的这些丰功伟绩，体现了中国老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责任、智慧和良知，也凝集着民盟组织和广大盟员的报国热忱和集体力量。

然而，在纪念费孝通诞辰百年之际，面对费老这样一位才德出众的英才大家，我们在缅怀和颂扬他的大智大贤的时候，又难免会对他在“反右”运动中际遇的打击磨难扼腕和愤概。要不是那场着意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耗费了他廿多年最具活力的年华，不知还会对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多少彪炳史页的贡献。

“反右“是一场被严重扩大化了的政治运动。在一个当时知识分子不到500万的落后大国，最终竟划了55万多“右派分子“，加上30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全国共超过15%的知识分子被错划错处，收到严重的打击迫害，对更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也造成了影响和伤害。今天，我们无论是在费孝通百年诞辰之际全面地回顾他曲折而光辉的一生，还是进一步反思“反右”那段沉重的历史教训，都应该写，值得写《费孝通与“反右”运动》一文。这样做，能使今天的人们和后来的人们知道，象费孝通这样的优秀人物尚且会被划为“右派分子”，可见“左”的路线是多么荒谬和无道；也让我们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把今后的路走得更好。

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重的是诗书礼义和儒学，轻自然科学, “五四运动”之后，一批批先进知识分子倡导民主科学，文化科技并重，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救国拯民、强国富民的革命道路，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知识分子努力改造旧思想、适应社会变化和国家建设需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为国家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发展贡献力量。/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结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肯定了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进军”。几天后，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进一步说明要改善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对他们给予信任和支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为提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让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纷纷表示决心，制定计划，努力工作，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功立业。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也心情激动，积极工作。为了协助中共各级党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动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费孝通到全国不少地方作知识分子问题的调研。在云南，他不辞辛苦，深入昆明、个旧等地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工厂矿山调查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共云南省委反映情况，提出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有力地促进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向科学进军”。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家齐放”、“百花齐放”的方针，促进科学发展和文艺繁荣。这又让知识分子兴奋了一阵子。

然而，好景不长。毛泽东并不认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仍然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知识，有社会影响，是唯一能同共产党较量的势力。他还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毛”,总要附在统治阶级这张“皮”上；新中国成立后，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对于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必须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才能让他们转变立场和态度，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在一年后的“反右”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验证。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全党整风的通知，并号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提意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经历过新中国建立几年来的政治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开始是谨慎的，有所顾虑的，但在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的反复动员下，他们才逐渐开始向党委和党员干部提意见。既然是号召帮助党整风，可以大鸣大放，不少人就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直爽地对党的工作和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批评指谪。抱着帮助党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顿作风的真诚之心，以民盟为主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正直的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不少意见、建议。

对于这些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反右”初期并未作评判，也不予反击。他要“引蛇出洞”，“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动面目”，“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时值不久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和波兰发生了一些知识分子带头“闹事”，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件。它促使中国这项原本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错误，帮助党整风的工作，逐渐演变成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严酷的阶级斗争。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文。他认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是要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科技界领导权，然后争夺全部的领导权。于是，一场声势浩大、震撼人心的“反右”斗争就在全国开始了。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判定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出来的”。此调一定，民盟及其成员自然就成为了“反右”的重点；民盟的一些代表人士所提出的意见成为了典型的“右派”言论。例如：储安平批评一些中共组织包打天下，事事都管的“党天下”言论。章伯钧建议为了防止党和政府的重要决策发生失误，要象搞工程技术有设计院，先做好设计一样，让人大、政协发挥“政治设计院”的作用，事先做好协商、“设计”工作。罗隆基批评有的党组织领导人不热心学习，业务知识少，甘愿“外行领导内行”；他还提出要建立一个机构，为历次政治运动搞错的人平反等等。他们的这些意见、建议，若非断章取义，而是抱着一种“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虚心态度对待，是不会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来看待的。要是通篇完整的看，不乏合理可取之处。

在全面开展“反右”斗争之前，在帮助党整风，促进党组织改善领导、改进工作的过程中，象费孝通这样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自然是积极的、诚恳的、尽心的。然而，民盟成了“反右”斗争的重点，作为民盟的代表人物、罗隆基的朋友、大知识分子的费孝通就在劫难逃了。

一年前，他到各地进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研，推动“向科学进军”，被歪曲为收集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鼓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他的社会学观点受到了责难和批判。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提出要把社会学恢复起来，在大学中开设社会学课；主张用统计学和分析法进行社会调查，对改善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但可悲的是这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却成了批判靶子。胡说费孝通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方法，热衷于西方社会学，同西方社会学家关系密切-----他于3月2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他参与提出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更成为了主要的“右派”言论和重点批判对象。

两文主要讲了一些什么呢？

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费孝通写到：“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象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因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像现在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这原本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作用是难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窝，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来说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

费孝通接着进一步反映和分析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百家争鸣实实在在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太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一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还是占多数。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正在转变中，但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费孝通说得是多么客观、中肯、平和，充满了知识分子对党交心的真情实感，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满腔热爱溢于言表。然而，由于民盟及其成员是“反右”斗争的重点，于是文章被断章取义、掐头去尾、无限上纲。说什么费孝通把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污蔑为“早春天气”、“乍暖还寒”；说什么费孝通把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归咎于历次政治运动的伤害。甚至把费孝通反映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后，“心安了”，感到了“再度解放”,于是要求“搞点基本建设”，“静静地做功课”，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的想法，也歪曲为他别有用心地要知识分子闭门搞学问，不问政治，不参加社会实践。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此文中，费孝通还反映了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把 “向科学进军”当作运动来搞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学校教师们要求开展科学研究。但他们搞业务的时间得不到保证，其原因在于学校领导没有把科研工作真正领导起来。“有些学校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作了号召性的动员报告之后，发表格要教师们填题目，造计划，甚至过了一个时候就伸手要成果”。这些学校领导人如此领导教师“向科学进军”，当然就是不懂科学规、缺少业务知识，工作粗放虚浮，只会搞运动，走过场。反映在教师身上，则是“研究方向不明，题目难找，甚至有些连自己表上填过些什么都不大清楚了。对于这些朋友，向科学进军真像一阵风，只吹皱了一池春水”费孝通的这种带点文学色彩的描述，当时竟被别有用心的批判者肆意歪曲、断章取义，变成了他攻击党领导的“向科学进军”，就象一阵风，只是“吹皱了一池春水”，不起实际作用。这在“反右”年代，其罪又何其大焉。

在“反右”之前，对如何改善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就已开始了讨论，对于在高校中是否实行党委负责制也出现了许多不同意见。对此，毛泽东于954 年4月30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庆祝五一座谈会上就作出指示:“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务------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做，不赞成的就不做。这个问题要研究。要李维汉同志负责找党外和民盟、九三等开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据此，民盟中央专门成立了“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进行专题研究。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也积极参与了对这一专题研究的指导工作，以便能更好地提出意见、建议，应对中共中央的征询。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以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褚鳞、侯大千、李西山、陶大镛、陆近仁等八教授名义，提出了“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这个建议针对高校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某些领导人作风不民主，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识不足，对发挥科技力量的作用不重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主旨是建议“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改善党对高校的领导，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然而，随即“反右”运动开始，这个《建议》连同《关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遭到教育界、科技界的重点批判。诬陷,《建议》是要否定党对高等院校的领导，主张“教授治校”，同党争夺高校的领导权。以费孝通、黄药眠为首的八教授统统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沉冤二十多年。

还是让我们看一看《建议》的原文怎样说的吧。

原文明确表示：“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过去反动年代，教授治校乃所以抵制反动派向高等学校的侵入。今天的形势显然和以前有显著的不同。教授治校的提法，颇有和党对立的意味。再从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本身来看，也是不够妥当的。一、因为大多数教授所关心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并不是教授治校。二、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则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忽视了。因此我们的意见是:(一)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任务是党内党外的思想 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二）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三)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地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四）在校务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地吸收教职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总的精神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

仅从这一段主体文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份多么精辟实在的好建议啊！既有远见卓识，又科学合理，符合我国高校的办学实际。洋溢着一群爱国知识分子拥护共产党领导，热爱新中国的真情实感。若当时就采纳这个意见，三十多年之后，我国的高教体制改革就无须动“大手术”，也不必再提党政分开、专家治校、民主办学的话题了。“反右”时的批判强辞夺理、黑白颠倒，硬说这个《建议》是“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大批特批。真不知是何道理！

1980年夏，中共中央拨乱反正，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宣布：所谓“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被称为其纲领性文件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也得到平反，并肯定这两份文件的出发点和内容都是可取的。历史是公正的，最终还了这份《建议》和费孝通等八教授一个清白。

时光流逝，费孝通已渐渐远去。我们回顾和反思那段对于费孝通及不少民盟成员来说，跌宕曲折、刻骨铭心 的历史，是希冀它成为永远的过去，是寄托我们对费老这样一位正直爱国知识分子的景仰和敬重，让真善美的东西永远为中华民族崇尚和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