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与昆明结缘，始于1937年9月。当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为办好云大，向全国各地延揽人才，吴晗即在受聘之列。那时吴晗先生大学毕业刚3年、年仅28岁。一是出于个人友情，二是耳闻目睹国难当头，为个人计，同时也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吴晗慨然应聘，只身一人悄悄离开北平，辗转香港、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径达昆明。熊校长格外器重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胡适高徒，特意聘请他就任云大教授，讲授明史。在生活上也考虑得十分周到，安排他住翠湖边云大教授宿舍。

一、落户昆明，精心研究学问，诲人不倦，学术成果丰硕

吴晗对昆明印象十分良好，次年即将母亲、弟妹、女友袁震先后接来昆明。因房子不够住，吴晗四处探看，结果看中护国门内白果巷4号一个独立院落，租用下来。这个院落比较宽敞，共有房屋10来间，吴晗一家住楼下，楼上则腾出来专门接待过往朋友。顾颉刚、张荫麟等友好都先后在此处寄居过一段时间。

从1939年9月底开始，日机开始频繁轰炸昆明。迫不得已，吴晗只好举家迁往离城区十余公里的东北郊中央社会研究所落索坡工作站。同年10月，吴晗与袁震在此结婚，从此相濡以沫几十年，直至“文革”不幸罹难。

在云南大学任文史系教授期间(1937年-1940年)，吴晗先生“认真地备课授课，从不告假；著书撰文始终坚持不懈。”以其渊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教风，影响和教诲着自己的学生。他教导学生，治学要先打好基础，博而后能专；要做到三勤：“勤读、勤抄、勤写”；要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问题，并根据问题不断深入到史料中去，不假思索、不去发现问题的读书是白读的，念过了随着也就忘了。他还把自己多年来搜集装订成册的论文集借给学生阅读，教给学生写论文的经验。同时，在时局动荡不安、教务繁忙、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吴晗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写出了《明代之粱长及其他》《投下考》《记明实录》《明代汉族之发展》等学术论文；协助张荫麟先生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辑的定稿工作；开始了《朱元璋传》的撰稿。此外，他总是积极地支持和参加学术活动，常提供寓所供活动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陋巷小沙龙”。1939年，曾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一度停止活动的史学研究会，由于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等研究会成员的到来而重新开始了活动，并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编了一个纯学术性增刊——《史学》。吴晗以“燕肃”的笔名为该撰稿。吴晗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时间虽短，但他在教学工作中把自己多年做学问的心得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学生，为国家培育了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大大促进了云南史学研究的发展，为云南大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他刻苦努力、勤奋钻研学问的精神则深深地激励着有志于做学问的学子们不断地去开拓进取；他与同仁一起开展和参加的学术活动则活跃了西南的学术空气。

在昆明期间，吴晗讲中国通史。他一反通常的按时间、朝代顺序讲通史之法，除各个历史时期外，还有从募兵到征兵（兵制）、刑法制度、土地制度、科举制度等专讲，成为自成体系的通史课，深得青年学生喜爱。除通史功课的讲授外，他还写成和出版了历史学专著《从僧钵到皇权》《明太祖》，都是明史论著。出版了1943年至1946年前的杂文，定名为《史事与人物》。收入的杂文，有许多是抨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同时，他还是民盟云南省委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主编，创办或指导创办了《时代评论》《渝风》等刊物，在有关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

令吴晗意外而欣喜不已的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亦于1938年春迁来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样，得与许多亲朋故旧重逢，朝夕相聚，切磋和研究学问，甚得其乐。这时，联大有意邀吴晗加盟，吴本人也觉得自己在联大更能发挥作用，熊庆来校长通情达理，善解人意，遂忍痛割爱，放手让吴晗去联大工作。

二、耳闻目睹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思想发生巨变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1940年夏，吴晗去到联大不久，即遵照校方安排，与李广田等10余位教授一起，前往四川叙永担任联大叙永分校的中国通史课教学任务。1941年，叙永分校撤销，诸教授返回昆明。途经重庆时，吴晗偕袁震专程去拜望昔日的恩师、时任中共南方局委员的董必武。在谈话中，董必武有条有理地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同时详尽地介绍了延安的有关情况，使吴晗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

回到昆明后，考虑到落索坡离城太远，生活极不方便，吴晗便搬到城内府甬道菜市场旁的一座破楼里。这时，尽管教学和研究任务十分繁重，吴晗仍然尽量挤时间悉心照料疾病缠身、瘫痪在床的爱妻袁震，替她翻身擦澡，喂饭喂药，同事朋友无不深受感动，称他为“模范丈夫”。

然而，物价高涨，生活成本急剧增加，连堂堂的大学教授吴晗也感到手头拮据，入不敷出。多年后，他回忆当时情况时说：身上“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他的一些学生，曾提出捐款给他或为袁震献血，以减轻他的经济负担。对此，吴晗深表感谢，但婉言谢绝了同学们的好意。为了度过眼前的困难，他不得不忍痛贱价出售自己多年苦心搜集的大量藏书，为袁震筹措输血的资金。他的至交好友、植物学家蔡希陶闻悉此事，不胜感慨，特撰一联赠之，联曰：“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天禄阁是西汉朝廷的殿阁，朝廷藏诗书典籍于其中，著名文学家扬雄曾在该阁校书；首阳山是古代孤竹国君的儿子伯夷、叔齐为谦让帝位而隐居的山。伯夷、叔齐“耻食周粟”，躲到首阳山中采薇为食。蔡希陶此联点明吴晗藏书已归联大，而一家人生活依然困顿之窘况，闻之者无不感叹唏嘘，切齿痛恨国将不国、民不聊生之现状。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许多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准备撤往内地。由于水陆交通被日军封锁，乘机离港便成为唯一途径。不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却把日军占领香港前的最后一班飞机窃为私有，不仅抢运在香港的私产，甚至连孔二小姐养的洋狗也占据座位直飞重庆，致使那些准备离开香港的文化名人不得脱身，险些落入敌手。后来幸亏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协助，才得以顺利通过敌战区返回内地。

消息传到昆明，联大学生怒不可遏，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

吴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迫使着他走出狭小的书斋，走向社会，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

这时，他开始阅读联共（布）党史，列宁生平事业简史以及毛泽东的一些著作，订阅《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这些像一把把火炬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的左派教授、坚强的民主主义战士，乃至后来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吴晗在回忆这段时间的思想变化时曾说：“这时我对国民党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讲课时常指桑骂槐，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

三、参加民盟领导爱国民主运动正义凛然威武不屈堪称楷模

1943年，中国共产党派华岗、周新民来滇，做争取云南地方当局领导人物龙云和知识分子的工作，以建立党的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华岗化名林少侯，以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取得成效。

龙云作为云南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有所不满，因而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当时尚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始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后，时时给予民盟以切实的帮助和支持，昆明的民主空气日渐浓厚，政治环境也更加宽松，为民盟开展各项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年7月，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吴晗加入民盟，并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吴晗政治生命的崭新起点，从此，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战士。

吴晗入盟后不久，“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为罗隆基，吴晗等9人当选为委员，吴晗还被任为“青年委员会主任”。他很快动员闻一多先生加入该组织；此外，还先后介绍闻家驷、潘大逵、罗隆基、李公朴、唐筱蓂（唐继尧之子）等人入盟，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民盟的实力和影响。这些人入盟以后，很快成为民盟的中坚力量，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冲锋陷阵，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中共为了尽快团结在昆高级知识分子，把他们吸收到抗日统一战线的阵营中来，由华岗等人出面，成立“西南文化研究会”，吸引了大批教授、学者参加。

研究会会址设于北门街唐家花园，每月活动两次，每次指定专人作学术报告或时事报告，然后展开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研究会上，华岗经常向大家介绍国内、国际反法西斯战场形势，组织学习讨论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朱德《论敌后战场》等中共文献；罗隆基、闻一多、吴晗等人则时时针对时弊发表即兴演讲，深受与会者的欢迎。

这一段时间，吴晗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杂文，多次上街在群众集会上讲演，与闻一多一起被称为“狮子”“老虎”。为了点燃思想之火，向大后方传播革命火种，吴晗、闻一多等人办起了秘密印刷厂，翻印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朱德总司令的《论战后战场》等著作；后来，这个印刷厂在震惊中外的“一二•一”爱国进步学生运动中印刷了大量宣传资料和文件，发挥了“精神火药库”的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为一个盟员，吴晗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要求，加强与进步青年学生的联系和指导，带动他们共同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试举二例：

洪德铭，湖南人，曾是新四军排长，中共党员，1941年“皖南事变”时遭国民党军队伏击包围而与其他战友一起被俘，受尽折磨，一条腿因此而残跛。后经战友相救，于押解途中逃离虎口，辗转来到昆明。后经联大同乡学生帮助，栖身联大复习功课拟考联大。在此期间曾旁听过吴晗等人的讲课，参加过一些学生集会，还听过吴晗的许多演讲。1944年9月，洪德铭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成为吴晗弟子。洪德铭入学不久，即将自己写的论文《湘西农村剪影》《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发展及其前途》亲自送到吴晗家中请教。吴晗看了文章后，热情地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表示可以帮助推荐发表（后发表在《民主周刊》上）。两人谈话至深夜，吴先生坦诚指出，洪德铭不是普通的青年学生，是有一定阅历的人。洪德铭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也认为吴先生值得信赖，向吴先生讲述了自己的特殊经历。吴晗向洪保证：一定为他保守秘密，两人遂成为忘年之交，共同为民主进步事业工作。在此期间，洪德铭和一些青年学生，在吴晗影响下，多次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组织的活动。

洪德铭虽然脱离了党的组织，但始终不忘党的宗旨与任务，他在秘密寻找党组织的同时，也努力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为党的事业奋斗。他和部分进步学生多次酝酿后，决定筹组进步青年的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建立组织必须争取中共组织的领导，如何寻找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呢？洪德铭以其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从讲课、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断定吴晗、闻一多必定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有联系，于是决定将筹组民主青年同盟的事向吴、闻两先生汇报。汇报是在吴晗先生家进行的，他的计划得到两先生的大力支持。

不久，洪德铭便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吴晗、闻一多当即向洪表示热烈祝贺，并表示今后在中共的领导下，民盟和民青要互相支持，并肩前进。

昆明植物研究所前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先生在《深切缅怀我的引路人吴晗先生》一文中回忆道：“1945年，经过闻一多、吴晗的介绍，我正式加入民主同盟。吴晗是我思想和行动加入革命行列的引路人。同年，抗日战争在英、美、苏的参加下，胜利在望，这年的‘五四’青年节，学生社团组织纪念演讲活动，我出面请来闻一多和曾昭抡二位教授演讲‘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在联大讲师、教员、助教阶层中，开展民主运动。当时政府政治腐败、通货膨胀、物价飞升。由闻一多先生作导师的新诗社和剧艺社两个社团，组织了朗诵会和进步剧目演出的活动，朗诵政治讽刺诗，演出《阿Q正传》《风雪夜归人》《朱门怨》等，我也参与其中，黄海、何孝达、沈叔平、沈季平、光未然（即张光年）、李广田、冯至、李何林、曹靖华、郭良夫、王瑶、杜琇等都参加活动。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运动的施压，‘一二•一’运动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高潮是四烈士的大出丧，抬棺游行，实向反动统治阶级示威。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师范学院暂留昆明，迁入原联大北区旧址，接着是西南联大立碑，由冯友兰撰文，罗庸书碑，闻一多书丹，碑立联大北墙，四烈士墓左侧。这时吴晗离开昆明到上海，后转北京。我和杨明、徐大德三人组成民盟昆明市委。在反动当局眼中，昆明的民主运动，闻一多和吴晗是主导者，无怪乎在联大师生北返，民主进步势力单薄时，在联大南大门附近的墙上，就出现‘打倒闻一多夫’‘打倒吴晗诺夫’的标语。接着发生‘李公朴、闻一多惨案”，留下未复员的师生为李、闻二先师先烈纷纷举行追悼会，我和张澜庆、郑尧等参加。”

从1944年冬到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北返，在中共云南地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吴晗一直与闻一多、李公朴等先生一起，与民主青年同盟并肩战斗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最前沿。1945年5月3日联大“五四青年座谈会”、5月4日的昆明市各界青年纪念五四大会和示威游行、11月联大等四高校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反内战时事晚会及后来声势浩大的“一二•一”运动，吴晗不但积极参与组织筹备工作，还公开出面演讲、做报告，猛烈抨击蒋家王朝的倒行逆施，被反动派视为仇敌，将其诬称为“吴晗诺夫”（苏联“走狗”之意，笔者注。）

由于吴晗是昆明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坚人物，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已列入特务暗杀的黑名单中，据说是李公朴、闻一多之后的第三人。联大结束后，吴晗因袁震病重，急需手术治疗，先闻一多于1946年5月偕袁震乘机离昆赴重庆，6月初至上海为袁治病。7月中旬，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特务杀害，吴晗算是侥幸逃过此劫。

纵观吴晗的一生，年轻时候追随胡适，勤奋攻读，埋头治学，信奉读书救国，一度对国民党抱有希望；是来到昆明以后的8年间，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他对自己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开始了新的人生里程。

主要参考书目：

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

作者：李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