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值得我们纪念

罗隆基与“章罗联盟”

　　1957年的那个夏天，注定是罗隆基这个推崇欧美“民主制度”，长期担任民盟“发言人”的人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梦魇。这年5月，罗隆基怀着满腔热忱投入“大鸣大放”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希冀能帮助他所信赖和依托的新中国执政党克服缺点错误，更好地掌握政权，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6月初，他随郭沫若赴锡兰首都科轮坡参加世界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国内已开始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浪潮，“章罗联盟”已赫然出现在报纸、电台上。他感到惶惑、忧虑，担心回国以后命运。郭沫若一口承担，回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然而，他刚到昆明，兜头就是一盆冰水，几乎所有报纸都登载了《彻底批判“章罗联盟”》、《揭露“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之类的文章。《人民日报》等全国性大媒体的一班记者已在恭候他的“大驾”。面对记者们的质问和责难，能言善辩，极具口才的罗隆基据理辩驳，回答得不少人无言以对。对于有人强辞夺理地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信誓旦旦地铮言：“把我罗隆基烧成灰，骨头里也找不出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

　　一回到北京，耿直性急的罗隆基就匆匆赶去质问章伯钧：“我们吵得还不够吗?我们之间不光组织上没有联盟，就连思想上的联盟也压根儿没有。”临走他还撂下一句话：“你和我之间，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不会联盟！”

　　然而，罗隆基的辩解和誓言毫无用处。在各种压力下，章伯钧已经违心地承认：他和罗隆基“先是思想上同盟，以后再发展到政治上的联盟”，“所以和罗隆基联盟，主要是利益没有冲突，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有政治野心-------是想通过罗隆基，把在他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拉过来。”随着“反右”已把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批判升级，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知识分子普遍忐忑不安。尤其是那些给领导提过意见、家庭出身不好、工作有过差错、曾和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关系亲近的人，更是人心惶惶。象罗隆基这样“右派总头目”周围的人，更是“人人自危”、“人人自卫”。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等相知几十年，在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那样艰难险恶环境里并肩斗争的好友，以及他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护士都纷纷站出来揭发批判罗隆基。最让他寒心的是情志相投，恋爱已久的知心女友浦熙修也背弃他，迫不得已地揭发他私下里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个人独裁”，“对知识分子来说，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要好些”。这在当时是多么严重的“右派”言论。

　　好友、恋人的揭发批判，让罗隆基深深地感到了“三人成虎”、“口似利刃”的可怖和“墙倒众人推”的巨大压力。他不得已在7月15日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我的初步交代》的检查，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想通过以“今天之我同昨天之我作斗争”来求得宽待。然而，他休想过关。在这场设定好的政治运动中，冤案已是定局。

　　两个月前，毛泽东在党内作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的讲话。他认定：“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是要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科技界的领导权，然后争夺全部领导权。他要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将“右派分子”一网打尽。其开始，就是要制造一个“章罗联盟”作由头。

　　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明了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出来的”。从此之后，不仅“章罗联盟”已成“铁案”，而且民盟成为了“反右”斗争的重点，全国上下在查“章罗联盟”分店，揪骨干、抓喽啰、挖代理人。

　　民盟成员中，有5500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中央委员59人，占总数的1/3；中央常务委员11人，占总数的35%。可悲的是，不得已揭发罗隆基的那几个好友、恋人，也没有得到善待，同样被划为了“右派分子”。“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伤害的是广大知识分子，影响到更大的社会范围，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再也没有了。

　　其实，在“反右”中并找不出罗隆基公然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要批倒批臭他，就只有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历史了。

　　“反右”前，为了协助共产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罗隆基以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去四川考察知识分子问题。回来后的1957年春夏，他又按照政协、人大的要求主持了几次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然后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的发言。其目的是要“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知识分子精诚团结，融洽合作，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服务。”这样的目的无可非议。而受到一些人批评和指谪的是他关于“鸣”和“放”，“收”和“整”的观点。他认为要让说话无顾虑，敢于提意见，就要正确区别和看待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时出现的偏差。他认为：“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出现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他建议在政协和人大成立相应的委员会，平反过去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这个主张其实观点正确，想法很好。但在当时颇有异议，甚至有人说他否定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

　　至于“章罗联盟”，熟悉民盟工作情况的人都知道，章伯钧、罗隆基俩人意见常常不合，见面少不了争执，很不容易坐在一条板凳上，要结成什么政治上的联盟更是不可能。他们同为民盟中央副主席，能在一起共事，已属不易。罗隆基说他同章伯钧相识二十年，共事十七年有过多次斗争，他们的合作是有戒心的。当时民盟的同志周新民、沈志远、潘大逵、徐寿轩等人都从搞好民盟的工作出发，劝他同章伯钧搞好关系。因此，罗隆基说“为省麻烦起见，我决定对章伯钧让步，同他合作。”但他从不承认“章罗联盟”。他在写给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的信中坦言：“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于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像，今天不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明白，死后总会明白。”他还向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提出调查要求，并表示倘若查出他搞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愿受国家的严厉惩罚”。

　　然而，不但这些辩白没有用，而且问题更升级了，不久还把民盟先后提出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和《关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的意见》，硬说成是“章罗联盟”的纲领性文件。凡与这两个文件有关的人，几乎都打成了“章罗联盟”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爪牙，划成了“右派”。

　　由于罗隆基生性刚直、品性高洁，始终不愿违心地承认“章罗联盟”冤案，这样，就被认定是态度恶劣，不知悔改的人，他的政治生命也就注定完结了。“反右”以后，除了被当作“反面教员”，保留了他的“政协委员”和“民盟中央委员”头衔外，其它职务都被撤销了。这对于一个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导致八年后，他就含冤悄然猝死于北京东安门大街迺兹府12号的住所里，终年69岁。

他的人生彪炳史页

　　罗隆基，字努生，1896年8月生于江西省安福县，自幼聪明好学，16岁就考取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对他影响甚深，使他毕生为在中国这块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孜孜以求，奋斗不息。他是“五四”运动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与胡适等人发起“人权运动”，主办《新月》杂志，抨击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曾被当局逮捕入狱。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他奔走于上海、天津、北平等地，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内战，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爱国正直、追求进步的品格。1941年3月，罗隆基作为民社党的代表，同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章伯钧等13人，在重庆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起草了民?的政治纲领和成立宣言，提出了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共同御侮图存的政治主张。民盟成立后，罗隆基担任了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

　1942年冬，罗隆基肩负到云南建立民盟地方组织的重任来到昆明。在此后三年里，他在昆明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才华，协助中共南方局代表华岗和中共云南地下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昆明导演了许多生机蓬勃、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活剧。他同周新民、潘光旦、潘大逵、唐晓蓂一道，创建了民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并担任了主任委员。他通过留美同学、云南实力派人物缪云台的关系，帮助华岗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统战工作，建立起他代表民盟、华岗代表中共、缪云台代表龙云的三方联络关系，秘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共同商议如何联系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支持抗战，帮助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他借助龙云的力量，帮助华岗在滇黔绥靖公署内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同中共南方局和延安联系，传输西南大后方情报。罗隆基还以云南民盟组织负责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发动和组织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昆明知识界进步团体“西南文化研究会”、“学术界宪政研究会”中，活跃着他的身影。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下，民盟和进步社会团体、爱国学生组织发动和组织了“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云南护国起义纪念大会”、“五四”纪念周活动等大规模群众爱国民主活动。  罗隆基同李公扑、闻一多、吴晗、楚图南、潘光旦等民盟负责人经常担任活动的主持人、演讲者、宣言起草人、游行队伍引导者等角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亲自担任主编，创办了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民主周刊》。刊登了许多呼吁团结抗战、宣传民主宪政、反对内战独裁，针砭时弊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和积极作用。由于昆明的抗日民主运动高涨，被誉为西南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要不是罗隆基后来成为“大右派”，他在昆明的这段人生经历，也会象李公扑、闻一多、吴晗等民主战士一样熠熠生辉，被人颂扬。

　　抗战胜利以后，罗隆基的政治舞台移至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他作为民盟代表和发言人，在旧政协会议期间，在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顶住国民党政府的威胁利诱，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密切合作，协调行动，揭穿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独裁政策的一次阴谋，体现了同共产党并肩战斗的坚定性和可靠性。他曾生动地回忆过那段斗争历程。他说，政协会议期间，每次会前都要同中共代表王若飞分析研究，以共同应对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商定对策后，王若飞总要叮嘱几句：“你不要轻易让步，随便退却哦！”我总是笑着说：“王司令官，你放心，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他还回忆了民盟决定同中共一道拒绝参加伪国大后，他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中国未来前途进行的一次长谈。周恩来告诉他，共产党早就知道蒋介石是在搞假和平，本不想来南京，不过怕朋友受欺骗，怕朋友失望，所以陪着来了。在谈话中，罗隆基很关切和慎重地问周恩来：“要是打起仗来，共产党能打得赢吗？”周恩来回答：这是蒋介石要打，不是共产党要打。他要打，我们只有打，也只有好好地打了。周恩来最后明确地告诉罗隆基：“对于争取国内和平，我们共产党是有决心的；对于同蒋介石打战，我们共产党是有信心的。”

　　周恩来的这番话，经罗隆基转达给民盟的其他领导人后，对民盟增强对中国未来前途的信心和希望，确定以后的工作路线、工作方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民盟始终同中共站在一起，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总部被迫解散，从此转入地下秘密斗争。后来民盟总部重新恢复并转移到香港活动。仍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被国民党政府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险遭暗害，直到上海临近解放才获救。

　　新中国成立后，罗隆基担任了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常委。他诚心拥护共产党领导，积极参政议政。一次，国家安排他到庐山疗养，回到北京后，看到家里原先铺着的花砖换成了木地板。得知是周总理担心花砖冬天太冷，关照有关部门换的。他大为感动，常对人讲：“共产党对我真好，连这样细致的问题都想到解决。”对于安排他担任森林工业部长，他有过意见：“我适合管人头（即干外交和社会工作），却让我管木头。”罗隆基是同周恩来一起被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称赞为中国最杰出政治家的人。对于自己用非所长，难以发挥作用，他有点意见和怨言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就说有野心。

历史的公正与遗憾

　　历史是人民写的，即使一时被歪曲和篡改，终会有还原本来面目的时候。罗隆基坚信“章罗联盟”冤案的真像，他生前不明白，死后总会明白。1978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报告。一个月后，民盟中央宣布为章伯钧、罗隆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80年夏，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宣布：所谓“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被称为其政治纲领的《关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也得到平反，并认为这两个文件的出发点和内容都是可取的。1986年10月，民盟中央举行了罗隆基诞辰90周年纪念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热忱肯定了罗隆基的历史功绩。他说：“今天中国民主同盟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人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致意，并向罗隆基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作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历史终于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还了罗隆基清白之身。但这迟到的公正，也包含历史的悲哀，仍留下了一些遗憾：民盟被划为“右派”的人物中，罗隆基与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人的“右派”问题未得到彻底平反。

（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