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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铮铁骨 耿耿丹心——纪念梁漱溟先生浏览数:56次
梁漱溟(1893~1988)先生是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 梁漱溟先生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他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命途多舛,历经坎坷,然而,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勇敢正直,无私无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是知识分子中罕见的“拗相公”“硬骨头”,同时,他又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愿终身为华夏名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梁漱溟先生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4年辞离北大,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1928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书》《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虽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幼生长在北京,却不尚空谈,而是注重实干。他不但自己投身于社会的最底层———乡村,并连同自己的夫人、两个孩子、妹妹、外甥等亲属也一起带到邹平。他说:“乡村建设就是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受梁漱溟思想和行动的感召,当年投身到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教授、学者不下百人,知识分子几百人,有的夫妇双双下乡。当时,梁漱溟为研究院农场撰写了一副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此处可见其从事乡村建设的态度和热情。 在邹平,梁漱溟曾先后任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院院长、邹平实验县县长等职。他不但要经常授课,勤于著述,外出视察、开会,还要接待国内外来参观的客人。由于劳累,曾几次病倒,不得不到济南、北京就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12分的精力来做我的事。”他自奉俭朴,一向布衣素食,至今在邹平民众中留有很深的印象。 梁漱溟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实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31年到1932年底,因限于山东省各厅局旧法的规定,主要是做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决定各省设县政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此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实际上成了合法性的山东县政建设研究院,但仍然沿用旧名。自1933年起至1937年底为第二阶段,它以教育机关兼行政机关,正式划邹平为乡村建设实验县,继而又划菏泽、济宁为乡村建设实验区。此后,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迅速发展。县政改革,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院成立后,邹平县实验县政府机构仍然沿用旧制。 1933年7月,邹平正式划为实验县后,进行机构改革,改局为科,各科合署一个办公室集体办公,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签到、考勤、县政会议等制度。规定县政会议和地方会议研究的重大事项,通过县公报公布于众,实行政务公开,提高了工作效率。裁撤雇佣的民团组织,建立了民团干部训练所。同时,为推行行政改革,实现地方自治,研究院还对县以下的行政机构进行改革,撤销原来设立的7区、16镇、141乡,按户口、自然地势、社会习俗等情况,设乡学14处。村学按各村庄的情形,先后设立。到1933年底,全县设立村学54处,1934年发展到74处。 乡学、村学是一种“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机关,除办理普通教育外,还负责对各乡、村行政自治与社会改进事项进行辅导。乡学、村学是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它以一乡、一村的全体民众为教育对象,引发大家联合团结,力求改良进步。乡学、村学的目标,师法于宋儒吕和叔《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总的口号是“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乡学、村学均成立学董会,学董会推选学长及常务学董。县政府委任的常务学董,均为各乡学理事(相当于乡长)、村学理事(相当于村长),负责办理乡、村行政事务。乡学、村学的学长为一乡一村的师长,一般由德高望重者担任,不住学校,不拿薪金,有权对该乡、村中不孝者进行督教,对乡党、邻里中不睦者予以调解。乡理事、村理事负责执行乡村自治事务,而乡学、村学的学长处于监督地位。 在业务上,乡学受县政府的指导,县政府向各乡学派辅导员1人,辅导工作。乡学内设预备部(相当于高级小学)、职业训练部等,办理本乡村学以上的教育,倡导和兴办本乡的各项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事业。隶属乡学的部门还有乡自卫队、乡户籍处和卫生所等。村学接受县政府及乡学的指导,下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相当于初级小学)等,组织全村民众入学,倡导本村的社会改良运动(如禁止缠足、戒早婚等),兴办本村各项社会成员改进事业(如合作社等),促使本村民众文化水平、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和改善。 1934年7月,实验县政府重点对财政进行第二次改革,将以前由县长个人支付的如办公用品、勤务员薪水等费用,正式纳入常规预算。1935年1月,实验县政府进行第三次改革,主要是改编了地方自卫团。过去县各科局受省各厅局控制太强,县政府没有实权。改革后,科局权力集中于县政府控制,将第二科与第三科合并。县政府分为5个科,第一科负责行政管理,第二科负责自卫和治安,第三科负责税收,第四科负责建设,第五科负责教育,从而增强了实验县政府的权力。 经过县政府行政改革,实验县工作焕然一新,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主要为农民做些什么呢?梁漱溟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即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在这个方面邹平做得很好,影响很大。“科学技术”即改良农业品种、提倡植树造林等。梁漱溟在邹平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就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八个字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家齐心向上”是提倡团体精神,其中“向上”指道德礼俗,“求进步”指生产技术和良好风尚。中国农村长期存在一些陈规陋习,如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乡学村学教育就是要纠正这些陋习。梁漱溟主张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事实证明,确实收到较好的实际效果。 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可操作性的具体设计,如合作组织的建立等,由此可见这一历史的现实意义。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这里明显有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因此,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可以充分肯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乃至在今天仍有很高价值,仍然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本土精神遗产。 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第六个“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把解决“三农”问题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统筹考虑,可以看出新一届中央领导具有鲜明的重农思想,有专家认为这是“新重农主义”。 说到“重农”,不由得让人想起被批判半年后还能说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梁漱溟把中国农村问题提到了无以复加的位置,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必从复兴农村入手”。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他认为,中国是农村大国,要改造中国,必须针对其“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这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在世界上很有名,被认为是在引进先进生产力方面,曾建设了不同于西方式都市与乡村格局的历史遗存。 如今,中共中央提出“重农”,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给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况。梁先生如果泉下有知,必当齿牙春色,回眸笑慰。 (李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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